儒家学者们创造了百世可知的历史可知论，一治一乱的历史发展观，明分止争的社会起源论，以及圣人史观与道法先王等历史学说，同时，也暴露出历史循环论、英雄史观等诸多不足。

但他的这一看法在我看来却似乎有过激不实之嫌。……‘刘文将此诠释为‘躲避法律的惩罚，为什么不承认它实际上是包含着‘自我流放以谢国人的含义呢？请问丁先生：作为儒家亚圣、经常提出巧妙设问和回答的孟子，为什么这一回居然没有设身处地地形成丁先生认定的那种谁都能形成的感受，反而以终身欣然之乐这样的诗意语言来描述舜的心态、以致有贬低舜之光辉形象的嫌疑？丁先生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像丁先生所理解的拙文一样，也有以今人之法断古人之案的嫌疑？而我为什么又非要追随今天丁先生自己的沉重感受，承认它实际上是包含着‘自我流放以谢国人的含义——如果它在《孟子》文本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含义？并且，请问丁先生：假如舜当时真的处在丁先生所描述的心态之中，他采取丁先生曾经建议的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将自杀与大义灭亲一并完成，岂不是更能够体现丁先生所认定的那种想要自绝于社会的无奈与沉重？ 第十，丁先生指出：如果放弃了父子亲情，或将父子之情当作换取‘人爵的筹码，那就人而非人了。

此外，郭先生以及丁先生还提到文革中父子、夫妇间相互揭发，人人自危的病态现象，在我看来也完全不能反证父子互隐是伦理的常态。于是，再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任人的标准问题上，郭先生又该怎样在当代条件下弘扬儒家传统呢？难道郭先生认为，儒家传统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发扬光大的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又是与郭先生正相反对的：孔孟赞许的加封兄弟制度，在彼时就不是什么最有效率、最稳定、最有合法性的制度，而是一种包含严重负面价值、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制度，因此在今天应该予以根本否定。诚然，在孝与仁直接出现冲突的情况下，这种后儒家观念依据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根本精神提倡的舍孝以取仁，似乎也会导致孝被否定的结果。对个体而言（无论对人还是对己），这无疑是更为重大的损失。既然如郭先生所说父不慈子不孝，即在为仁之本上出了问题，为确保这个为仁之本，孔孟儒学当然就应该赋予慈孝友悌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放弃仁的代价）予以巩固。

相反，如果舜与攘羊人之子倒向了另一边，他们将何以立足于人伦世界？请问丁先生：为什么在这段论述中，与是非判断不可分离、因而也应属于经的层面的法律世界，在真实性和重要性方面，又远远赶不上属于权的层面的人伦亲情了呢？ 第三，朱熹在讨论父子互隐和背父而逃的问题时，都曾明确指出：这是属于天理人情之至、圣贤用心之所极的层面。至于拙文多次指出舜真诚地从事了上述行为，当然也不能理解为认定舜真实地从事了上述行为，因为前者是就《孟子》文本中记述的舜的内心动机而言，后者是就舜在历史上是否真的从事过上述行为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难发现。   林安梧：古代儒家的政治论述和治理经验当然值得今人重视。

他们基本上还是部落社会。其次，就像历史上的科举要考儒家的四书五经一样，现在把儒家思想、典籍也纳入到公务员的考试体系里来，现在有种说法要对领导干部轮训国学。就是我昨天提的嘛，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到中国文化道统，他现在是以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嘛。顾炎武是影响到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

而不是一直想着政治权力，我认为一定要和政治权力保持距离。有基因考古学分析，释迦牟尼其实是古羌人，羌人其实是我们西边的一个少数民族。

大陆的学问可能没有那么精致，但是大家关注啊。所以广义地讲，谁能够承天命、继道统、接地气，那他就是儒家。在西方，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随时可以问的。打赢了再去解释合法性。

美国的立国思想是自由主义学说，由美国宪法体现。本来大道就在天下间，谁努力了、谁担当了，谁就领受了天命。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总之，这个问题先可以不用问。这文章首先是发表在香港的大公网，当时就有人解读说习近平想做汉武帝。

其实这很像我们在闽南听到的一些古乐，而且有一些是古时候道教的音乐。它不喜欢搞这种极端的斗争。

现在中共还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嘛，其实里面已经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了。应该出台一个政策，凡是祖辈、父辈、儿孙辈在同一社区买房的，给予无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这很容易做到的。

   要防止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至少我们拥有这些观念。至于说西方的多党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不一样的形式而已。中国大陆虽然不是普选制，权力合法性是很多人问的问题，但一定要往这边去问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先避开不谈，应该先谈这个社会怎么样变好。宁可名声小一点，做更多实际的工作。大陆新儒家首先应该要对这个社会作贡献。

所以儒家的道统也要具体分析的。筷子与叉子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现在党校里面也开设传统文化的课程。大陆新儒家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反思这个问题，所以儒教宪政或者儒家宪政自然而然就会提到台面上来，而且一方面是大陆新儒家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样而被整个学术界重视到。

他认为《论语》的仁学思想主要由仁道、恕道、义道和政道这四部分组成，仁道、恕道、义道和政道是传统仁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台湾人文的、学术的力量，在现代化、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消弥下，力量显不出来。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假如没有习近平这么高规格、高姿态地重视儒家文化，实际上关注儒家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自称儒家的不一定能做得到儒家的标准，所以我比较喜欢说我是道家。因为新加坡只有600多万人口。他把中国的宪法历史一步一步向前追溯，比如轩辕黄帝时代有一部宪法，叫《轩辕氏政典》。

台湾搞民主，开始时也是从县市选举开始的嘛。你再怎么声称自己继承道统，秉承天意，行仁政，兴礼乐，但只要权力是世袭的，就得首先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还是自己的嫡亲儿子靠得住，就得家天下。

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新儒家 。有人说共产党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用得很好，很有智慧。

   枕戈：联想到儒家的历史传统，现在部分大陆新儒家有一种这样的想法，第一就是新儒家通过习近平的推崇，利用国家权力把自己推到比较中心的位置。目前来讲，大陆社会至少这三十几年来是中国帝制崩溃后最为稳定的，政权交接、领导换班的过程中也是最为稳定的。

如果用西方的方式来选举，以目前大陆这个状况，我想一选就乱了，肯定乱。   这个关系中，你说台湾新儒家跟大陆新儒家有什么彻底的分隔吗？根本不是。现在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其实也在反思，是否一定要两党政治吗？这是一个问题。而神农炎帝时期，有一部宪法典叫《神农炎帝政典》。

我们在原始部落里还可以看到巫，甚至在我们的少数民族里至今还保留着。共产党也说为人民服务。

这是建立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基础上的。君这个词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那您讲讲台湾新儒家包括香港的新儒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林安梧：我觉得李明辉的影响基本上应该慢慢地消解，他是学界里面研究儒家的一个学者，一个流派中的一员而已。共产党作为执政者，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走老路是回到文革、回到阶级斗争肯定不行，走邪路则是全盘西化，完全照搬西方的多党选举制，肯定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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